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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都市报记者 杨麦 赵洋 龙天传/文

南芦村虽是一个村庄，但是，位于广东省江门市杜阮区的它，已经成为了城市外延的一部分。在南芦村里，98 岁的老人黄用珍已默默度过了30 多年。

在南芦村，村民们只知道黄用珍退休后就回到村里定居，却不知道她竟然曾是广西梧州苍梧县六堡镇“三记”茶庄的老板娘，更不知道，她还有一个独特的身份——“三记”茶庄老板苏金润的“新加坡媳妇”。当年，在黄用珍家族的支持下，苏家在南洋的茶叶生意得到了发展。

说到这段跨国姻缘，或许人们想到的就是浪漫，但是，7 月7 日，黄用珍向本报记者忆述这段往事时，却不禁哑然失笑，因为，她与丈夫能够相识也是为势所迫。“1939 年，日本（指日军）打来了，时局很乱，我不得不从新加坡转到澳门躲避，苏金润当时也滞留在澳门。通过亲戚介绍，我们两个认识了。1940 年，我们就在澳门结了婚。”

在历史长河中，像苏金润与黄用珍这样的烽火姻缘，只是“茶船古道”上的一朵小浪花，但正因为有了无数朵小浪花，“茶船古道”的画卷才变得丰富而生动起来。

“朝中有人好办事”

在“茶船古道”发展的历程中，古道沿线曾经出现过的茶叶世家可谓是星河斗数。65 岁的蒋永春是苍梧县六堡镇的老茶人，他听爷爷提及过，在清末民初，在六堡镇里叫得出名号的茶庄就有十多个，如“源盛”“文记”“英记”“永记”等。

“茶船古道”上茶庄的故事若有记录，流传至今必然生动无比，可惜随着时光流逝，许多往事早已堙没于尘土之中。

所幸，六堡镇苏邓两个茶叶大家族的故事，在当地茶人以及苏邓两大家族的后人中仍有流传。在六堡镇老茶人车进良、蒋永春，以及邓氏家族后人邓炳健、邓炳强、邓超文、邓芝、邓明生，苏氏家族后人苏召华等人的忆述中，这两个家族数十年间的兴衰历程，在六堡茶产业和“茶船古道”发展的历史大背景下极其精彩，堪比一出历史大剧。

据邓炳健、邓炳强、邓芝等人称，邓家的先祖邓盛文早在清末光绪年间就已经从广东郁南老家乘船进入六堡镇开设“文记”茶庄。但若然没有邓盛文弟弟邓卓藩的出现，“文记”可能只是六堡镇里众多籍籍无名的茶庄之一。因为当时经商所信奉的“金科玉律”就是：生意要做大，商人的财力就要和官员的势力相结合，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1895 年，邓卓藩得中武举，被选为御前侍卫。之后，邓家的茶叶生意迅速做大，可以说，邓家的发迹，必然少不了邓卓藩的庇护。邓盛文的后代邓炳强如今已经81 岁，早已移居深圳，但说起先祖的发家往事依然津津乐道：“太叔公（指邓卓藩）做了御前侍卫以后，我太公（指邓盛文）做生意就顺利多了。‘文记’的船有一次在西江运茶去广州时被水匪抢了，当地官府立即派兵清剿了抢船的水匪。沿途的水匪路霸知道邓家的厉害后，凡是邓家的茶船就没人再敢动了。后来太叔公当了海南省省长，还在海南岛引种六堡茶，可惜没成功。”

据《（光绪丙申）大清缙绅全书·御前侍卫》记载，邓卓藩当时以罗定直隶州西宁县武举身份，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 年）经过殿试钦点，得授二甲一等，录为花翎侍卫。而据《中国历代官职考》记载，光绪年间的御前花翎侍卫，官阶为正五品。记者还从《海南省史志》获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朝廷升崖州为直隶州。

到了民国元年（1912 年）废直隶州，崖州改为崖县，行政长官改知州为民政长，后改为知事。1913 年11 月至1919 年5 月期间，邓卓藩确实是担任崖县知事。至于邓卓藩是否真的曾在海南岛引种六堡茶，则无从稽考。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对于邓卓藩，邓家子孙是引以为傲的。时至今日，邓家在广东封开大湾狮子头村的宗祠里，邓卓藩的照片以及他得授花翎侍卫的匾额依然悬挂堂中。

狮子头村邓氏宗祠里保存着的牌匾残片。（邓炳健提供）

苏家兴旺遭排挤

与邓家的“官商”相比，另一个茶叶世家——苏氏家族的商人气息就更为浓厚。自1905 年起，苏家的祖先苏敬全从广东新会老家来到梧州开设“建国茶厂”；之后，苏敬全的儿子苏柏刚进入六堡开设“源盛”茶庄；到了苏柏刚儿子这一辈，又开设了“又新”和“三记”茶庄。将近半个世纪的打拼与繁衍，令这个六堡茶世家生意兴隆、枝繁叶茂。

可惜树大招风，苏家的过于兴旺招致当地其他势力的嫉恨。苏家的后人苏召华介绍说，当地的大地主韦卓臣也在六堡镇里开设有茶庄经营茶叶生意，于是联合其他茶商首先发难，鼓动全镇居民抵制苏柏刚。众怒难犯，苏柏刚惟有离开六堡镇暂避风头，苏家的茶叶生意一度陷入低潮。

betway必威体育：韦卓臣，从历史文献的记录来看可谓劣迹斑斑。据1986 年编修的《六堡乡史志撰集》中记载，六堡镇大屋村的地主韦卓臣，“每年地租谷收入有三十二万斤。放高利贷，利上加利。……韦卓臣还在合口街开设‘恒丰’、‘利东’、‘天成’三间商店与开设‘裕济银行’私印钞票，并勾通合口街的商号，在六堡地区流通使用，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六堡的经济，每年牟利白银一万多元。并假设‘东进利’、‘西进利’两个赌场和一间俱乐部，引诱赌徒寻欢作乐，致使不少人倾家荡产……单赌场抽水一项，每年收入白银三万多元。在梧州有一只走梧州至香港的‘安益’号花尾大轮船，每年获利白银一万元。韦卓臣历任团总，统治六堡、为非作歹，把其村周围的山场占为己有……每年的竹、木、玉桂（应为肉桂）等收入有白银一万多元。”

欺男霸女，放高利贷，还包娼庇赌，从上述历史记载看，韦卓臣确是罪大恶极。但让人感兴趣的是，这个大地主同样在六堡镇里设庄收茶，而且自己拥有一只花尾轮船专走梧州至香港的航线。不过，他在“茶船古道”上的历史演出，以及与苏家商战的详细剧情，记者虽多方调查，却还是采访不到。另外，《六堡乡史志撰集》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也让韦卓臣与苏家的商战有了betway必威体育令人玩味的内容：“到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 年）六堡圩的商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经营茶叶、日杂的有二十多间座商……‘元盛’店（即‘源盛茶庄’）的老板（商会会长）为了垄断茶叶经营，开设“公秤”，规定上市的茶叶和其他土特产要经“公秤”后才能成交，如此从中渔利……为了更大地垄断土特产市场，控制六堡金融，‘元盛’、‘天盛’（即韦卓臣开设的‘天成’商行）、‘群兴’的老板联合开设‘裕济’银行，印刷货币，票面为五元、一元、五角、二角、一角五种，在六堡范围流通使用，农民出售土特产品，他们付给这种货币，可以到合口街的商店购买商品，如需兑换银币，则以这种货币到他们自设的‘利群’店换钱台兑换。

如此，六堡地区的土特产品经营、社会金融全操纵在地方有权势的窝囊废和商人手中。当时受剥削压迫贫困交加的农民也曾起来反抗过……‘元盛’的老板为避过群众反抗的锋芒逃跑了。”因此，苏家被排挤的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继续考证。

苏邓联姻抗强敌

在与地方势力的角逐中，苏邓两家都感到压力，他们深深地感到，惟有强强联手才能打败其他“敌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于是两个在商场上互为对手的茶叶世家决定共结连理。

苏召华，如今是在betway必威体育：区经销茶叶的一个商人，他的父母正是当年苏邓两家联姻的对象。苏召华说：“‘英记’茶庄的老板邓泽才是我的外公，当时苏邓两家都做茶叶生意，他就想和我阿公（这里指祖父）结亲家，就让我阿爸去邓家选妻。我阿爸选了我阿母（妈妈），苏邓两家就成了亲家。”

此后，卷土重来的苏氏家族与邓氏家族通过联姻，稳定了双方在六堡茶区的茶叶生意。同时两个家族又通过与“茶船古道”沿线的地方豪族通好联袂，借助这些豪族的势力，使得他们从六堡镇到广州的茶叶运输线路得到了保护。邓炳强和苏召华都不约而同地提到，由于两个家族对六堡茶输出线路的苦心经营，其他茶商在六堡或梧州收购茶叶后，往往也委托苏邓两家的船队运往广州，更有一些茶庄直接委托苏邓两家在六堡镇里收茶。

世事如戏。如今风华流尽，两个茶叶世家在长达半个世纪之间，衍生出来的“源盛”“文记”“英记”“新记”“三记”等众多六堡茶庄字号，都已经消失在六堡茶发展历史的长河之中。只有在两个家族众多后人的口中，以及其他茶人的记忆里，才能知道这两个家族在“茶船古道”上留下的传奇故事的零碎片断。

“我阿公被抵制离开了六堡”

讲述人：

苏召华（52 岁，现在betway必威体育：区经营六堡茶，祖父是“源盛”茶庄老板苏柏刚）

我太公（指曾祖父）1905 年和其他几个伙计（生意伙伴）上来梧州开了一家“建国茶厂”，当时这家茶厂就开在“谭谦记”附近。后来，他派我阿公（指祖父）苏柏刚上六堡镇收茶，于是我阿公就在六堡里面开了“源盛”茶庄，“源盛”茶庄做好的茶叶从六堡运到广州以后，交给“广元泰”等好几家茶庄。所以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源盛”茶庄的规模很大，做到最大的时候，下街（六堡镇区的一个地区）那里半条街的店铺都是我阿公的，上街的樟木根（合口码头附近）那里也有几间店铺是我阿公的。

解放前，我阿公有四个老婆，他在广东的江口和都城都开了分店，他在每个分店都安了家。“源盛”茶庄的茶叶从六堡运出来后，到了江口和都城的分店后，广州的茶商会上来交接，验收后就换船运下广州。

“英记”茶庄的老板邓泽才是我的外公，他有11 个子女，当时苏邓两家都做茶叶生意，他就想和我阿公结亲家，就让我阿爸去选，于是我阿爸就选了我阿母，苏邓两家就成了亲家，两家都渗透到了对方的生活和生意里，两家就一起收茶外运了。

到了上世纪40 年代初，我阿爸那一辈长大了，阿爷就让我阿爸继承了“源盛”，我大伯苏金培开了一家“又新”茶庄，三叔苏金润开了一家“三记”茶庄，苏家在六堡里面做的茶叶生意更大了。三叔后来去新加坡做生意，还娶了我三姆（即三婶）回来。

当时，苏家的茶叶生意做大了，觉得当时的“银纸”（指钞票）种类很乱，币值变化很大。为了确保物价稳定，苏家自己在六堡镇里发行“银纸”，那是一种相当于纸币的茶票，面值有一元的，又有五角的。茶农担茶出来卖了以后，可以拿这些茶票回去，以后有需要的时候，可以凭票到苏家的茶庄买面值相当的东西，因为当时苏家的茶庄除了做茶，还经营各种日杂商品的生意。

因为苏家的茶票在其他店面不能通用，茶农都来苏家的茶庄卖茶买东西，这就触犯了当地一些商家的利益，尤其是大屋（当地一个村）那里的大地主韦卓臣，他当时很有势力，而且在六堡镇里面也是有茶庄，也自己印“银纸”（指私钞）。韦卓臣觉得：我阿公居然在他的地头（势力范围内）发行“银纸”，把生意都占完了，这还了得？！于是就联合镇上其他商家，发动全镇居民一起抵制我阿公，让他们不去苏家的茶庄买东西，又不卖茶叶给苏家的茶庄，“打倒苏柏刚”在当时成了一个小小的运动。由于受到抵制，我阿公全家就离开了六堡镇，直到几年后风头过了，才回到六堡里面重新做茶。

民国时期，粤式茶楼中经常茶客满座，许多茶客一天都泡在茶楼里。(网友“ 天光光”提供)

“我阿翁帮苏家担‘银纸’”

讲述人：

蒋永春（65 岁，现在六堡镇经营茶庄，祖父曾是“源盛”茶庄伙计）

以前我阿翁（指爷爷）蒋观田是“源盛”茶庄的伙计，帮苏柏刚做茶。听我阿翁说，当时苏柏刚的家人都住在六堡镇里。

我阿翁曾经提过，他记得最先在六堡街上开茶庄的有广州茶商上来开的“同盛”、六堡本地人邓浩贤的阿翁开的“新龙”、广东九江人开的“利益”、广东人梁孔开的“公盛”、郁南人邓盛文开的“文记”、新会人苏柏刚开的“源盛”、佛山“欧狗”开的“和记”，这些都是清朝光绪宣统年间就有了。然后到了民国以后，又有“文记”的分号“英记”、梁日光开的“隆昌”、“枚六”开的“永记”、韦卓臣开的“天成”、广东人梁福开的“福记”、六堡本地人李旭琴开的“良记”。到了后来，六堡镇里开的茶庄越来越多，数都数不清了。

我阿翁当时在“源盛”茶庄做伙计，他说很多茶庄老板虽然住在六堡镇里，但往往都在外面另外安家，有时候会接上家人一起出去玩。当时这些茶商出去往往都不走水路，因为水路运茶叶、山货出去的尖头船太小，装不了几个人。他们都是用马车装上所有家眷，从六堡到夏郢的那条陆路出去，到了疍家湾再换船下梧州或广东，有时候遇到水旱，就直接赶马车从夏郢到梧州了。当时，那些茶商自己经常外出，因为他们要出去做生意，但他们的家眷就很少出去，一年也没有几次出去，都是安安分分留在六堡里面读书、生活。

上世纪40 年代，不仅“源盛”茶庄的生意做得大，六堡里面其他茶庄的生意也做得很大。1944 年，日本仔打到梧州，苍梧县政府搬到了六堡里面，我阿翁当时被派去当挑夫，县政府在当地茶商那里征收的税钱是用箱子装的，我阿翁就去担过。后来苍梧县政府被当地的民间武装围攻，要迁离六堡。苏柏刚当时也在六堡镇，他也跟着县政府跑，我阿翁和其他几个伙计就帮他担着整箩的“银纸”跟在后面，翻山跑过狮寨那边。当时那些“银纸”都用大竹箩来装，有东银（一种日本制造的银圆）、大头（即“袁大头”）、花边、鹰洋（一种墨西哥印制的银圆）、关金券（法币）。

解放后，苏柏刚被定性为资本家，充公的“银纸”也是一箩一箩的，里面同样是东银、大洋、关金券，什么品种都有。

1949年3月，广州沙面河道的西端，大量运货的小船停泊在这里。(网友“一点又一点”提供)

“我和丈夫是在澳门结婚的”

讲述人：

黄用珍（98 岁，现居广东江门，“三记”茶庄老板苏金润之妻）

我是新会人，阿爸是个商人。上世纪30年代，我阿哥读完初中后就跟我四叔在新加坡做生意，后来还做了律师。于是，我就去新加坡投靠阿哥，在那里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

1939年，日本仔打到江门以后，又打下了新会，当时南洋的时局也很乱，阿哥就让我先回新会老家避一下风头。谁知才到澳门，老家就沦陷了，我回不去老家，只能留在了澳门。这个时候，我老公苏金润也逃到了澳门。当时我家公苏柏刚在广西六堡里面开了家“源盛”茶庄做茶叶和木材生意，苏金润帮“源盛”从都城运茶出澳门并卖去南洋。到了澳门，由于当时广东一带局势紧张，日本仔一见中国人就杀，所以苏柏刚示意我老公先在澳门避一避，暂时不要回新会。当时，我们两个人都在澳门，又因为都是新会人（苏金润的家乡在今广东省江门市杜阮区南芦村，当时隶属新会），苏金润的姑姑和我家的亲戚恰好认识，所以就介绍我和苏金润认识。1940年，双方父母做主，我们就在澳门结了婚。

1940年结婚以后，我跟苏金润回到六堡镇做茶，茶庄的名字叫做“苏三记”，又叫做“三记”，不过当时的店面还比较小。当时，“三记”做的茶，和大伯（经营“又新”茶庄）、二伯（经营“源盛”茶庄）那边的茶一起运去广州。我记得，当时有十几个广州茶商都入到六堡里面来收茶。

在我们到六堡镇做茶之前，我家公苏柏刚做的“源盛”茶庄在六堡镇里已经比较闻名了。1939年，日本仔打来了，六堡镇运茶出去的水路慢慢地难走了，“源盛”的生意每况愈下，后来又有人抵制我家公，很快，“源盛”也停业了。

1941年底，六堡要抽壮丁打仗，金润和我决定回新会老家做“估衣”（即贩卖旧衣服）。因为当时正在打仗，大家都很穷，所以都买旧衣服来穿，我们就从新会买进一些旧衣服去广西卖。由于当时交通工具比较缺乏，从新会走到广西“估衣”的路途十分遥远，金润认为太辛苦，所以又想去香港打工。

到了香港几个月，金润都找不到工作，就打算坐船回广西，谁知遇到了日本仔封路，他被堵在了船上。金润立即联系我阿爸，因为我阿爸曾经到过日本神户做过生意，认识一些日本官员，所以金润才得以脱身回来。

还有一次是在1943年，金润和几个朋友到江门收购“故衣”（即旧衣服），在路上被日本仔抓去当挑夫运弹药。到了晚上，金润偷偷跑了出来，但因为身上没钱，他只好一路帮别人打散工赚钱，慢慢走回六堡。后来，他在一个码头当看管员，知道有一条船要运米到龙圩，他就拾了一根拐杖，假装成工头，混在工人中间上了船，这才回到了六堡。

1945年，日本投降了，我们又在六堡开了“苏三记”收茶。刚开始的时候，六堡镇对外运茶的水路还没恢复，六堡当地农民的生活水平很低，我们就让茶农用茶叶换购“故衣”。后来，水路逐渐通了，我们就把集中起来的六堡茶运到广州去卖。广州由于抗战时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茶叶卖，所以我们卖去当地的茶叶都很得价，我们赚了些钱。有了钱，“三记”就专门雇了几个工人制茶。当时的六堡茶很畅销，无论哪个等级的六堡茶都全部有客商订购，一直运到广州或南洋一带去卖。

此后，我和金润一起在六堡镇里做茶。解放后，由于公私合营，茶叶生意转交给供销社经营，“三记”也合并到了六堡镇供销社里，从此以后，就没有“苏三记”了。

“水匪不敢抢邓家茶船”

讲述人：

邓炳强（81 岁，现住广东深圳，其父是“英记”茶庄老板邓泽才）

我太爷邓盛文的籍贯在广东封开大湾狮子头村，后来到了郁南居住。当时是清朝光绪年间，他们几兄弟都是“疍家人”。后来我太爷做生意有了点钱，就在狮子头村里买地起房子，全家上岸居住了。但是，由于是“疍家人”，他们当时还是很受歧视的。

由于听说六堡里面有茶叶出产，我太爷就在光绪十二年（1886 年）前后坐船上去六堡收茶，当时他的生意还不是做得很大，刚刚入六堡的时候，当地也很偏僻，人口也不是很多。我太爷就在六堡开了一家茶庄叫做“文记”，专门收茶卖茶，后来把家眷也一起接入了六堡镇。

我的太叔公邓卓藩是邓盛文的三弟，从小喜欢习文弄武，光绪二十年（1895 年），他进京赶考，中了乙未科武举状元，被选用当上了光绪皇帝身边的御前花翎侍卫，授予四品官职（实为正五品）。

邓卓藩当上了御前侍卫以后，我们邓家的身份就提高了。当时邓卓藩回乡省亲，坐船从狮子头村的码头上岸，按规矩要给（邓家）祠堂立旗杆，因为他是武举，就在码头上提起旗杆打横（即横着旗杆）走到祠堂前，沿路的人都要避闪，从此，邓家在当地就有了威信。

因为有了威信，我太公做生意顺利多了。他成立“文记”以后，一开始在西江上运茶出去广州，当时治安还不是很好，有很多水匪路霸，“文记”的运茶船也被水匪抢了一次。御前侍卫家里的船被抢！这事情惊动了当地的官府，官府立即派出官兵去清剿抢船的水匪，被赶尽杀绝的水匪们怕了，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沿途的水匪路霸都知道了邓家的厉害。从此以后，凡是邓家的茶船，都在船头插上一面写着“邓卓藩”的旗子，见到这面旗子，就没人再敢动了。

后来，邓家的后人又分出了几个茶庄，但都一直和运茶水道沿线有势力的人家交好，甚至结为亲家。所以一直以来，邓家的茶船沿途都有人照应，航行很安全。其他茶商见到这种情况，在六堡镇收了茶叶以后，往往也委托邓家的茶船帮运出去，甚至有的茶庄直接就委托邓家在六堡里面收茶。到了解放前，我的五姐嫁到了苏家，再后来，苏家和我们邓家又有几个儿女结了亲家，所以邓家和苏家在当地就联合起来一起做茶叶生意了。

邓卓藩后来一直在京当官，由于他和维新派关系很好，走得比较近，所以一直没有得到朝廷重用。后来，他被派去海南岛当省长（实为知事），还曾经引种六堡茶到海南岛上试种，可惜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