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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客家博物馆伫立于印尼华人文化公园一角，是一幢客家土楼造型的三层建筑。此馆虽名为“客家”，但华人在印尼地区的历史活动足迹，以及华工“下南洋”到达印尼后的社会发展历程，在馆内都有清晰展示。

在中国，自古以来，每当时局更替，不堪动乱的民众都会纷纷移居海外，其中东南亚成为中国移民迁徙和避难的首选之地。据《印度尼西亚华侨史》记载，17世纪以前，印尼所属的西婆罗洲已经有大量华人居住。到了18世纪末期，移居西婆罗洲坤甸地区的华人更是建立起了“兰芳共和国”。如今，这个共和国的历史文件就陈列在印尼客家博物馆三楼的展厅里。

进入19世纪以后，爪哇岛上的巴达维亚逐渐发展成为印尼的中心港口，而爪哇岛、坤甸及棉兰地区的种植业和金矿开采业，以及邦加岛和勿里洞岛上的锡矿开采业，同时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尤其是锡矿业的开发，急需大量矿工，荷兰殖民者就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据《侨务知识手册》手册记载，到1917年，邦加、勿里洞两地华工达到3.5万人，占全部矿工人数的90%以上。

邦加勿里洞的华人矿工。（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苏爱清翻拍

身在他邦，乡情难断，华工在印尼逐渐按照籍贯集群而居。学者唐慧在《印度尼西亚历届政府华侨华人政策的形成与演化》一书中称，来自两广的华工一般在西加里曼丹、棉兰、南苏门答腊和西爪哇的种植园工作，邦加、勿里洞的煤矿和锡矿上则有很多来自广东北部的客家人。

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将饮用中国茶的习惯带到了印尼各地。出于原有的生活习惯，更为了化解矿区和种植园暑湿环境所带来的疾病困扰，他们所饮用的茶叶中，有大量六堡茶。据编写于1981年的《茶叶初制与毛茶初评》记载，在新中国成立以前，除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六堡茶在“南洋其他地区”也享有很高声誉。

今年66岁的华人黄荣汉来自邦加岛，他的爷爷在清朝末期自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乘船到雅加达后，再转船到邦加岛上开杂货铺谋生。当时岛上的华人，尤其是矿工都饮用一种“南邦茶”。这种茶或是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船带来，或是从中国直接用船运来，在当地大大小小的各式店铺甚至华人家庭里都有出售，他爷爷的杂货铺也销售这种茶。直至今日，“南邦茶”依然是邦加岛上居民的日常饮料。2017年9月5日，当黄荣汉品饮梧州六堡茶后，他惊奇地发现，“南邦茶”的汤色和味道与梧州六堡茶极为相近。

在时局变幻的荡涤之下，当年印尼矿区和种植园里的华工饮用的茶水如今已难以准确辨认，但在印尼客家博物馆里，陈列着的当年印尼华工随身携带的锡罐和铜罐茶壶，仍不禁让人对华工饮用茶与六堡茶的关系浮想联翩。之前，有资料介绍，当年在马来西亚的矿区和种植园里，来自两广地区的华工一直用这种茶罐装盛六堡茶。

印尼客家茶具。杨麦摄

印尼客家铜壶。杨麦摄

如今，位于爪哇岛西北海岸的雅加达已成为东南亚第一大城市，人口接近900万。这座被印尼华人华侨称为“椰城”的城市，从15世纪起就是南洋地区的重要商港，19世纪中期兴起的“下南洋”风潮里，进入印尼的华工第一个目的地就是这里。受到华工“下南洋”线路的带动，“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也连接上了雅加达。据1951年出版的《中国茶讯》记载，在1950年以前，六堡茶区出产的茶叶“多销南洋大埠”，雅加达就是当时南洋地区的一个重要“大埠”。

20世纪50年代的雅加达班芝兰唐人街。（印尼客家博物馆收藏）杨麦翻拍

雅加达的“唐人街”曾经有过几家广式茶楼，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这些茶楼生意兴隆，不少华人在此喝茶聊天谈生意。今年61岁的印尼百家姓协会副主席张在进，至今还清楚记得，他的父亲曾到这些茶楼喝茶。

茶叶从中国输入印尼，需在海上经历多番波折。

74岁的张忠生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洋货”（从西方进口的货物）的进出口物流业务。在他的记忆里，当时，从中国广州或香港出发的货船，要先经过南海到达新加坡中转或补给，然后再前往爪哇、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印尼独立以后，从新加坡而来的货船就要全部先穿过爪哇海，到达雅加达后报关分流卸货，然后分别发往棉兰、坤甸、邦加、勿里洞等地。自香港到新加坡再到雅加达这段海上线路，全程将近4500公里。

张忠生的女婿李奇利是印尼ADF物流公司负责人，他爷爷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在印尼从事“唐山货”（中国的日杂土产）进口物流业务，茶叶进口也是该公司的业务范围之一。李奇利记得他爷爷提起过，当时往来于香港与雅加达之间的船只都是吨位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条航线上的船舶才逐渐换成了集装箱货船。到了最近几年，远洋集装箱货轮的吨位越来越大，从广州出发的货船不再需要停靠新加坡中转，而直接到达雅加达，整个船期往往一周之内就能完成。

位于雅加达市中心的“棉兰之光”餐厅，被当地华人称为“非常正宗的中餐馆”。然而，2017年9月5日，当我们慕名而去试图找寻中国传统饮食文化的印记时，却无奈地发现，餐馆的菜品已经非常本地化，裹浆煎炸、浓油重酱，就连蒸鱼也伴杂着大量咖喱，炒青菜则覆盖着厚厚一层辣椒。

日常三餐尚且如此，传统的饮茶文化自然更难传承。如今，无论是漫步在雅加达特区的街头，还是深入到西爪哇省茂物市山间的小镇，人们都不难发现，印尼华人饮用的大多是大量加糖加冰的英式红茶，中国茶的踪迹很难寻觅。虽然当地华人餐馆和酒楼里也供应乌龙茶，但这些“乌龙茶”基本都产自当地。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陆友亮于1991年从台湾来到印尼开垦茶园种植茶叶，如今已在茂物市建起了一个约3平方公里的茶园，以及现代化的茶叶加工厂，公司每年出产的茶叶中，很大一部分制成红茶、花茶或乌龙茶供应印尼本国，这种乌龙茶被称为“爪哇乌龙”。

印尼63茶园的茶山。龙天传摄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世界经济复苏利好的刺激下，印尼的邦加、勿里洞锡矿再度进入大开发时期，矿上的华工再次高度集中。但是，不久，局势就悄然发生了变化，华人社会的经济、生活也随之受到影响，以致他们对于包括六堡茶在内的中国茶叶的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改变。

1958年，印尼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国籍法，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如限制华侨经营进出口贸易等各种传统行业。学者廖小健在《大马、印尼华人与当地民族的关系比较》一文中提到，1959年禁止外侨在农村经营零售业的第十号法令颁布实施时，印尼全国被强行逼迁和接管的华侨零售店达8万多家。

此后，印尼的时局变化波谲云诡，直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整个华人社会的文化传统从结构上被瓦解，当地华人的生活习惯也迅速本地化和西化，“茶船古道”面向印尼的延伸线路因此被阻隔，六堡茶从中国大陆输出印尼的篇章也划上了句号。“我的父亲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接手物流公司业务后，从中国输出到印尼的茶叶数量锐减，只剩下少部分茶叶从香港运往印尼的棉兰、泗水等地。”李奇利如是说。

而黄荣汉对于茶文化传承被切断有着更深的感触。2017年9月5日，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20世纪60年代以后，邦加岛上再也没有了中国的茶叶，但岛上的华人习惯了饮用“南邦茶”，一时之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品，当地人甚至将粽子叶、棕榈叶切碎后，沤成“南邦茶”来饮用。直到后来，当地居民使用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进行加工制作，才解决了“南邦茶”的供应问题。

世事虽变幻不定，但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仍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线潜行在时局之下，把六堡茶与印尼联系起来。

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香港地区的六堡茶供应不足，很多香港的制茶商从印尼进口青毛茶回香港，用于制作六堡茶。这些青毛茶的数量如今已难以确证，但从多个受访者的忆述来判断，应该为数不少。曾在香港德信行工作的林圣光回忆说，当年“长洲福华”（香港的一个茶行）等茶行经常从印尼大量订购青毛茶，为了维护内地六堡茶出口企业的权益，德信行没少与这些茶行展开商战。

虽然在当地难以购买到六堡茶，但是印尼一些喜爱六堡茶的华人仍通过海外渠道购进六堡茶，新加坡的广珍茶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都曾多次接待过来自印尼的客户。“20世纪90年代，印尼那边时有客商过来我们店里买货，这些客商都是开中餐馆的。”安发行茶业有限公司的负责人黄国盛说。

2010年以后，随着印尼与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合作渐趋紧密，两国之间在经贸、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也日益频繁，印尼的华人社会出现了中华文化回归的迹象。雅加达慈济中心在位于雅加达市区的总部开辟了茶室，专门推广传播中国茶道。慈济中心的叶玉萍说：“我们中心花了5年多时间进行茶道推广，目前当地很多华人家庭的孩子已喜欢上了中国茶。”

印尼雅加达的一个大型超市，货架的不显眼处摆放着普洱茶。

与此同时，印尼的茶商也加大了推广和销售中国茶的力度。印尼伟力天然茶业公司销售主任林莹辉研究中国茶文化已有十多年，他所在的企业每月经销的普洱茶有两三百公斤。他认为，随着印尼华人对黑茶的接受程度加大，六堡茶在当地应该有市场。与之相比，茶商陈福森迈出的步子则更大，去年他把一些梧州的六堡茶带回到雅加达，送给身边的朋友品饮，努力推广六堡茶。

“印尼的华人穷几十年的时间，汇集各方力量建起印尼华人文化公园尤其是客家博物馆，就是为了传承中华文化，让海外的华人牢记自己的根源。”与我们握手言别时，周树兴说，“你们来印尼挖掘和采访六堡茶文化，这有助于茶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很有意义。”

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六堡茶与其他中国茶一起，必将在印尼华人社会的文化传承中发出更夺目的光芒。 

“邦加人曾用粽叶沤制‘南邦茶’”

讲述人：黄荣汉（66岁，印尼华人，现居雅加达）

我出生在邦加岛上，17岁后从邦加搬来雅加达。

我的老家在广东梅县（现梅州市梅县区）。清朝末年，生活很艰难，我的阿公（指爷爷）听说南洋这里生活好，有饭吃，有钱赚，于是从梅县去到广州，然后坐船过来雅加达。当时他坐的木帆船在海上走了很久才到岸，真可谓九死一生，但是他到了雅加达才发现这里的环境并不如意。后来，他听说邦加岛上有锡矿，很多华人在那里当矿工，都是来自梅县的客家老乡。经过一番考虑，他乘船到了邦加岛。我的阿公因为身体比较弱，当不了矿工，就在岛上的矿区开了一家杂货铺，专卖各种中国的土产日杂货物。

当时，邦加岛上有很多开采锡矿的工人，多半是来自广东、福建、湖北等地的客家人，其中来自广东梅州和潮州的客家人最多。我阿公的杂货铺的货源，都是由这些从中国运送矿工及开矿物资的船运来的。每次我阿公都提前列好清单，见到船来就交给船长，下次船再来的时候，这些货物会随船运来，其中有很多是茶叶，专门卖给岛上的华人。

对于六堡茶，我以前没听说过。但从我阿公那时候起，邦加和勿里洞这两个岛上就有一种“南邦茶”（音译）。听说这种茶是以前由下南洋的华工随身带过来的，慢慢地，邦加和勿里洞的华人就全喝这种茶了。这种“南邦茶”冲泡后的外观和口感有点像普洱茶，但味道没有普洱茶那么苦涩，口感和汤色和六堡茶非常相似。当时，邦加岛上的工人把“南邦茶”当作中药使用，认为它可以消暑化湿。另外，当时锡矿上的工人一日三餐都要吃很多肥猪肉，以便维持体力，他们饭后习惯喝“南邦茶”消滞。当时，邦加岛上喝“南邦茶”的人很多，工人喝，矿老板也喝，所以“南邦茶”的销量很大，各个杂货铺都有卖。我阿公的铺子里也有这种茶，都是从中国运来的，当地甚至还有一些华人让亲戚朋友从中国寄茶过来，然后在家里卖。

后来，这种“南邦茶”成了邦加岛上的日常饮料。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我爸爸接手经营阿公的杂货铺，依然卖这种茶。只是到了后来，印尼华商不能从中国入货了，导致这种茶供不应求，但邦加岛上的人已经离不开它了，有的人就用其他茶叶代替加工成“南邦茶”。再后来，茶叶越来越少，有人甚至把粽子叶、棕榈叶切碎沤成“南邦茶”。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印尼本地出产的茶叶多了，邦加岛上的华侨就用本地的茶叶制成“南邦茶”在岛上销售。于是，这种本地制作的“南邦茶”越来越普及，直到现在，邦加岛上很多家庭仍然每天喝“南邦茶”。

邦加岛上的华人饮用“南邦茶”也很有特色，这可能是以前饮用“矿工茶”留下来的风气，岛上的人冲泡“南邦茶”都是用一个大陶罐或者大木桶，把茶叶丢进去，再冲满开水焖焗。茶放凉了，我们想喝的时候，就用大的玻璃杯或者搪瓷杯将茶舀出来直接喝，有的还在里面加上冰块。现在，当地很多人一日三餐后仍习惯喝一杯“南邦茶”。如果有客人登门拜访，主人也要用大的玻璃杯或搪瓷杯把茶缸或茶桶里的“南邦茶”装出来，一杯杯分给客人喝，以示尊重。

“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

讲述人：陈福森（38岁，印尼雅加达福生茶庄负责人，现居雅加达）

我在雅加达开了一些“茶吧”，经营茶叶生意，经营的品种多数是西式红茶，中国茶比较少。印尼文化断层现象严重，中国茶文化在印尼也没有得到传承，如今在印尼，华人一般很少喝中国茶，他们更加不懂得如何泡茶。在我们家中，我是第三代印尼华人，我爷爷和爸爸日常都喝咖啡。

以前，我一直没有接触六堡茶，直到去年我在马来西亚参加一个茶展，接触了六堡茶，才对它有大致了解。我觉得这种茶比较有内涵，于是就买了一些回来，分给朋友和客户试饮。不过，很多朋友品饮以后，接受不了六堡茶，觉得这种茶泡出来有一股陈旧的“泥土味”。我想，他们习惯了喝西式红茶和咖啡，对于六堡茶的口感不是很喜欢，这也很正常。另外，客户不喜欢喝六堡茶，或许和我买到的六堡茶品质有关，可能我买回来的六堡茶陈化年份不长，口感还不是太好。

我觉得六堡茶在印尼还是有机会推广的，不过这需要时间慢慢尝试。

“印尼毛茶曾销去中国香港”

讲述人：陆友亮（68岁，为印尼63茶叶公司负责人，现居印尼西爪哇省茂物市）

我的爷爷是中国广东新会人，他在清末民初“下南洋”，最终在印尼这里娶妻生子，把家安在了印尼。

以前印尼当地也大量产茶，爪哇岛和苏门答腊的棉兰都有很多茶山，这些茶山全部属于印尼政府的茶叶公司所有，出产的茶叶里面有很多用于出口。印尼茶叶生产高峰期，全国的国营茶场每天能生产几千吨毛茶，高等级的毛茶会加工成红茶然后出口西方国家，中低档次的毛茶就加工成本地人饮的茶，也有一些毛茶销往周边国家和中国香港。

我的太太是中国台湾人，1990年左右，她从台湾把小叶种的高山茶引进到了印尼，我和她一起在西爪哇开垦茶园种茶，这是印尼第一个私营茶园。不过，以前印尼本地人很少喝中国茶，我们生产出来的茶叶都是做成红茶或绿茶出口，很少供应本地。

现在，我们公司在西爪哇省茂物市开垦了300多甲（约3平方公里）的茶山，建起一个现代化的加工厂。我们厂各种茶类都生产，主要做红茶、绿茶、乌龙茶、寿眉和茶粉，主要出口中国台湾和日本。经过大力推广，现在我们公司在印尼各地已经有200多家门店（包括加盟门店），有一些本地人慢慢接受了我们按照中国茶工艺制作的茶叶，我们在门店销售的主要是自己种植加工的“爪哇乌龙”，这种茶也在印尼的超市出售。

我们家有喝茶的习惯，我爷爷喝普洱，我爸爸喝红茶，到了我这一代就喝乌龙茶。总体而言，在印尼喝中国茶的人比较少。我曾打算开一家茶楼，最终打消了念头，因为印尼华人对茶文化的传承不足，而且他们的饮食习惯早已西化和本地化，我开茶楼也找不到适配的点心。

“黑茶在印尼极少人喝”

讲述人：陈社栋（69岁，印尼中华总商会副主席，现居雅加达）

我的父辈也是当年被卖到南洋的“猪仔”，据说他们当时“下南洋”历经艰辛，坐船至少要一个月时间，而且往往要等到风向合适时船才起航。幸好，经过几代人的打拼，我们家在印尼不仅扎下了根，生意也越做越大。

现在印尼的华人已经很少喝中国茶了，尤其是在雅加达，很多人都喝各种饮料和咖啡，即便是喝茶，也是喝加了很多糖很多冰的红茶，有时候一杯茶里面有半杯是冰块和白糖。华人餐馆里面供应的茶水虽然很多是乌龙茶，但那也是印尼本地出产的乌龙茶，和真正的中国茶不同。至于六堡茶和普洱茶之类的黑茶，在印尼更是极少人喝。

此前，广西侨办的工作人员曾经把六堡茶带过来印尼，在印尼中华总商会请我们品饮，他们也向我们介绍过六堡茶的悠久历史，不过，我觉得印尼这边已经喝惯了加糖红茶的华人，可能不太会接受这种味道。后来，我不时应邀到中国出席活动，有几次也在活动中喝过六堡茶，给我感觉这种茶还是像中药一样。可能六堡茶的药用保健功效很好，但要现在印尼的华人接受它，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加大推广力度。

“以前货船从中国到印尼需在新加坡中转”

讲述人：李奇利（43岁，印尼ADF物流公司董事长，现居雅加达）

我的老家在广东汕头附近。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也就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我们家在印尼经营“唐山货”（来自中国的土杂百货）进口生意。我们经营的“唐山货”里就有来自中国的茶叶。因为我爷爷和老家的亲戚一直有联系，所以可以直接从老家进口茶叶运过来，当时我们主要做乌龙茶。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的父母接手了爷爷的生意，还是主要做食品进出口生意。我们公司熟悉进出口审批流程，同时也代理了一些其他公司的进口业务，运输业务范围不断扩大，覆盖了工业品和食品两大类。

到了我父母这一代，他们和老家的联系依然密切，仍然能够通过老家的亲戚朋友进口茶叶。当时，我们公司每个月从中国进口的茶叶有二三十吨，主要是各种“乌龙茶”。我接手公司以后，ADF物流公司的业务范围仍有进口中国茶叶的业务，而且进口量一直没有减少。

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我们家从老家采购的茶叶基本上先由中国内地拉到香港，然后在香港装船起运，经过新加坡中转以后，再运到雅加达的港口进行分装配送，由发往棉兰、巨港、泗水、苏门答腊等地的货船分别运往印尼各地，交给这些地区的分公司处理。

到了我父母那一代，中国到印尼的货物更是必须从香港出发，走的线路仍然是以前的海运线路。只是20世纪40年代，我们公司使用的还是吨位比较小的散货船，一艘装载茶叶的散货船从香港出发到达雅加达港口，往往需要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到了20世纪70年代，我们公司改用大型散货船装货。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们公司转用集装箱货船来运输。最近十年，我们公司已经使用大型滚装货轮运输了，这种货轮的航行速度更快，持航能力更强。而且，公司也不用再到香港起运，货轮在广州就可以直接出发。

四五年前，由于时局转变，我们的货船不用再在新加坡中转，货物从广州发货起运，一周之内直接就能到达雅加达。

“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的”

讲述人：林福兰（58岁，在雅加达慈济中心从事茶道推广工作，现居雅加达）

我是在印尼出生和长大的华人，小时候接触过中国茶。

我们在家里多数喝咖啡，有时也喝中国茶，黑茶喝得比较少。

我爸爸以前收藏过一些黑茶，有亲戚朋友来拜访的时候，他才会拿出来冲泡，和大家分享品饮。我记得，我小时候家里的中国茶叶大多数是亲戚朋友赠送的，他们到中国探亲时会带一些茶叶回来。以前，印尼没有专门卖茶的茶庄或茶行，如果要买茶叶，只能到一些杂货铺。

1950年到1990年期间，我爸爸在印尼从事船运工作，经常走印中航线。我听他说过，以前，从中国大陆来的货物都是用船运输的，运输船中途要在中国香港及新加坡中转，然后才能到达雅加达。当时，往来于中国和印尼之间的船都是大型散装货船，我爸爸出一次船往往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